当办公室里传来消息,说那位日理万机的CEO,那位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掌舵人,决定要去攻读一个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赞叹和自豪。这仿佛是公司重视人才培养、追求卓越的信号。特别是当目标是像长江商学院这样声名显赫的顶级学府时,这层光环效应会更加耀眼。大家似乎已经预见到,CEO学成归来,将带领公司迈向一个全新的、更辉煌的高度。
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我们或许应该冷静下来,像审视一份重要的投资协议一样,审视这个决策背后可能潜藏的暗流与礁石。CEO去读EMBA,绝非仅仅是个人学识的提升,它更像是一次对公司现有运营体系、战略稳定性和组织文化的压力测试。这趟“取经之路”固然可能带回真经,但也可能在途中就让留守的“花果山”陷入混乱。因此,深入探讨这一决策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对于董事会、管理团队乃至每一位员工来说,都至关重要。
首先,最直接也最显而易见的风险,便是CEO的时间和精力将被严重稀释。EMBA课程,尤其是顶尖商学院的课程,绝非花钱买证的“游学”。它要求投入大量的时间用于上课、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完成繁重的课后作业。这意味着,在未来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你的CEO将不得不频繁地在公司、学校和家庭之间扮演“空中飞人”。
这种状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决策链条的拉长和效率的降低。以往,一个紧急项目或是一个突发危机,可能只需要CEO在办公室召集一个短会就能迅速拍板。但现在,他可能正在千里之外的课堂上,手机静音,无法第一时间响应。即便能够联系上,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进行的沟通,也远不如面对面交流来得透彻和高效。信息的衰减、语气的误判,都可能导致决策的偏差。公司可能会因此错失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或是在危机处理上慢人一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就像一艘正在大洋中航行的轮船,船长却有一半的时间在驾驶舱外研究新的航海图,这无疑增加了航行的不确定性。
更进一步,CEO的阶段性“缺位”可能导致公司内部出现决策真空。当重大决策悬而未决,而CEO又无法及时给予明确指示时,中层管理者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整个组织的执行力会大打折扣。为了填补这一真空,公司可能会指定一位代理人,或者形成一个临时的决策委员会。然而,这种安排本身就充满了风险。
代理人是否具备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服众?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之间是否会因为权责不清而产生内耗?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非正式的“影子权力中心”,某些人凭借与CEO的私人关系或是过往的威信,开始影响甚至主导决策,这会严重破坏公司既有的治理结构,引发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团队矛盾。
EMBA课程的一大魅力在于,它能为学员打开一扇窗,接触到最前沿的管理思想、商业模式和成功案例。然而,这恰恰也可能是第二大风险的来源——战略的摇摆不定。当CEO沉浸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蓝海战略”、“平台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海洋中时,他很可能会对自己公司现有的、或许行之有效的战略产生怀疑。
这种“学习性焦虑”可能会让他变得急于求成,渴望将学到的新知识立刻应用到公司实践中。于是,公司可能会迎来一系列令人措手不及的“战略调整”。今天,他可能听了某位教授关于用户体验的课,回来就要求全公司立刻转向“以用户为中心”,颠覆现有的产品逻辑;明天,他可能在与一位来自互联网大厂的同学交流后,又觉得公司必须马上布局“私域流量”,而全然不顾这是否符合公司的业务属性和资源禀赋。这种频繁的战略变动,会让员工感到困惑和疲惫,也会让公司的资源投入变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合力,最终可能动摇公司赖以生存的根基。
说白了,EMBA教的是“屠龙之术”,但你的公司可能只是一头需要精耕细作的“牛”。将最时髦的理论生搬硬套到具体的企业实践中,往往会水土不服。正如管理学者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所警示的,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的艺术(Craft),而非纯粹的科学分析。一个在长江商学院课堂上听起来无比美妙的商业模型,可能完全不适用于一家深耕传统制造业数十年的企业。CEO带着“新思想”归来,与公司固有的文化和运营惯性发生碰撞,如果处理不当,非但不能推动变革,反而会引发剧烈的内部震荡。
EMBA项目是顶级精英的社交圈,是拓展高端人脉的绝佳平台。这既是其价值所在,也是潜在风险的引爆点。当你的CEO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手握重金的投资人、背景深厚的“二代”们成为同窗,朝夕相处,把酒言欢时,他的视野和参照系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是CEO本人的“人心浮动”。他可能会在与同学的对比中,发现自己的平台“太小”,或者看到了更有诱惑力的创业机会。一位同学可能向他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商业蓝图,邀请他合伙创业;另一位投资人同学可能对他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将他挖到更广阔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一手创办或长期服务的公司的忠诚度和投入度,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受到侵蚀。他可能会开始思考“退路”,或者将公司作为未来某个更大计划的“跳板”,这种心态的变化,对于需要全身心投入的领导者角色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人心浮动”的影响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到整个核心团队。如果CEO开始频繁地提及他那些“能量巨大”的同学,或者开始将公司的发展路径与同学的企业进行不切实际的对比,敏感的核心高管们会捕捉到这些信号。他们可能会猜测:“老板是不是有别的想法了?”、“公司是不是要被卖掉了?”。这种不安全感会迅速蔓延,导致团队军心不稳,凝聚力下降。一些有能力的核心骨干,甚至可能因此选择提前寻找下家,从而引发公司的人才流失危机。
我们来算一笔账。读一个顶级的EMBA项目,其成本绝不仅仅是那笔高昂的学费。这其中包含了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让我们用一个表格来直观地看一下:
成本类型 | 具体内容 | 备注 |
---|---|---|
直接财务成本 | 学费、报名费、教材费 | 通常由公司支付,金额可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 |
关联费用 | 交通费(国内外模块)、住宿费、餐饮社交费 |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有海外学习模块的项目。 |
机会成本 | CEO因上课、学习而无法处理公司事务所损失的价值 | 这是最大的隐性成本,难以精确计算但真实存在。 |
管理成本 | 为应对CEO缺位而设立临时管理机制、沟通协调所产生的成本 | 包括其他高管投入的额外时间和精力。 |
面对如此巨大的投入,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投资回报(ROI)如何保证? 学成归来的CEO真的能为公司带来与投入相匹配的价值增长吗?这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知识的更新、视野的开阔、人脉的拓展,这些收益大多是长期的、隐性的。但在短期内,公司承受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成本和风险。对于一家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或者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将这样一笔巨额资源投在CEO个人身上,是否是当下最优的资源配置选择?这笔钱如果用于产品研发、市场推广或是核心员工激励,是否能带来更直接、更确定的回报?这是一个值得董事会和股东深思的问题。
最后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来自于CEO学成归来后可能与团队产生的认知隔阂与文化冲突。经过系统性的工商管理教育,CEO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甚至价值观都可能发生深刻的改变。他开始满口“赋能”、“闭环”、“颠覆式创新”、“第一性原理”,而公司的中层和基层员工,可能还停留在“抓生产”、“跑客户”、“控成本”的传统话语体系中。
这种认知上的断层,会造成严重的沟通障碍。CEO觉得下属“格局太小”、“跟不上思路”,下属则觉得老板“高高在上”、“说的都是些听不懂的空话”。CEO带着满腔热情想要推行他在课堂上学到的先进管理工具和组织变革方案,却发现推行起来阻力重重。员工们可能会因为不理解、不认同而产生抵触情绪,认为这是老板“学傻了”在瞎折腾。原本和谐融洽的内部文化,可能因此出现裂痕。
更糟糕的是,CEO可能会不自觉地开始偏爱那些能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比如新招聘的、同样有光鲜履历的“海归”或MBA。他可能会觉得公司的“老人”或“元老”思想僵化,成为了变革的阻碍。这很容易在公司内部形成“新贵”与“元老”的对立阵营。那些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员工感到被边缘化,忠诚度受到打击;而新来的管理者则可能因为缺乏根基而难以服众。这种内部文化的撕裂,其破坏力远比一次错误的战略决策更为深远和持久。
综上所述,CEO去攻读EMBA,虽然初衷美好,但也确实可能给公司带来精力分散、战略摇摆、人心浮动、成本高昂和文化冲突这五大风险。这篇文章的目的,绝非是要全盘否定EMBA的价值,更不是要阻止企业家们追求自我提升的脚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的重大决策,我们才需要以更全面、更审慎的态度去面对它。
对于决定送CEO去学习的公司,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追踪和分析,那些CEO攻读过EMBA的公司,在长期发展中(例如5-10年),其业绩表现、创新能力和组织健康度,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哪些因素是导致这些差异的关键。这或许能为企业在做出此类决策时,提供更多数据驱动的参考。
最终,CEO的“取经之路”能否真正福泽公司,关键不在于他去哪所名校、学了多少课程,而在于整个组织是否为这次“船长的远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有后方稳固,前方才能安心求索,最终将宝贵的“真经”化为驱动企业持续前行的强大动力。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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