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求索路 ——访重庆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军（EMBA三期）

看外表，他儒雅，内敛，一身书卷气；听谈吐，他聊起重庆、说起上市、提到长江时，又会兴致大发，侃侃而谈。很多初次见过他的人，如果不经介绍，都会以为是与一位金融学者在交谈。其实，自从 1997 年到重庆政府挂职，进而受到赏识留用，王军已经在政府工作了整整八年，期间他也实现了从学者向官员的成功转变。他的这番经历，套用时下一句时髦的话语，正可谓是“学而优则仕”。 

如今，王军身兼重庆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和开发性金融联合协调办公室主任双职。他是如何从一名学者成功转变为政府官员的？他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怎样难忘的经历？带着连串问题，借着王军来京出差的间隙，《长江》有幸见到了这位学者型官员，并听他细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按照王军自己的概括，自己的这段人生历程既“简单”又“单纯”。 

执着求学路 

王军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颇让人羡慕。 1984 年，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王军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对外贸易专业。王军说，自己选择读外贸专业的原因主要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开放的大潮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国际化视野。然而，毕业前在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实习的王军却发现，国际贸易中商品其实是和资金密不可分的，拥有一些国际金融方面的知识其实对国际贸易实务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提升，于是，已经掌握了国际贸易基础知识的王军决定继续攻读国际金融。随后，王军再次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期间还被推荐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管理司实习。三年后，王军继续在该系财政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并于 1994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像很多从安徽走出来的读书人一样，王军不仅勤奋刻苦，而且在专业圈子里也有着良好的口碑。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出版了《证券市场与企业》、《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等学术著作 . 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还撰写了《巴塞尔协议实施后的中国金融业》，这也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巴塞尔协议的著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对中国银行业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管理和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在《改革》等杂志发表的论文，对资本流出入和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被国内外众多报刊多次转载和引用，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凭着自己的钻研与努力， 1996 年，王军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研究员之一。 

走上工作岗位后，王军在主持和完成了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课题的同时，还参与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民间研究机构——北京天泽研究中心。王军在学术研究方面展露出的才华，一直引人瞩目。 1995 年，王军前往陕西省丹凤县挂职扶贫，担任当地财政局副局长。此前一直和书本、理论打交道的王军，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才真正有了深入实际的第一次体验。而王军对于这个机会也非常珍惜，因为这与他的一个想法不谋而合，那就是要把自己所学的应用型理论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 

真正的“课堂” 

1997 年，机会来了。这一年，重庆正式被国家列为直辖市之一。为了加快发展，重庆市市委、市政府特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一批在校的博士生和已经毕业但仍在社科院工作的博士到重庆去挂职。王军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这一次，还不满 30 岁的王军的职务是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做副区长。回想起那一次挂职锻炼，王军觉得是自己真正“从研究单位走到了实际的工作岗位”。一般人对于挂职工作并没有做太多的投入和规划，而且大都认为作为“客人，”当地政府一般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但得到这个机会的王军却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组织举办了在当地很有影响的第一届重庆市泉水鸡文化节等招商活动，而且还为自己所在的南岸区引进了该区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此外，他还协调争取了重庆市第一批国债资金的“上马”。虽然自己挂职的只是一个副区长职务，但凭着自己的执着和专业态度，他做出的这些业绩被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王军在南岸区的成绩有目共睹，区委、区政府于是向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正式留用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才实干，从挂职来到山城的这一刻起，王军就开始了由学术界踏入政界的真正转变。此后，王军在重庆一呆就是八年。这八年间，王军曾担任过重庆直辖市首任书记张德邻同志的秘书，也在重庆国际机场所在地的渝北区担任过副区长，还担任过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办公室主任。 

而在山城，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王军还帮助当地一些度过了难关。在黄奇帆常务副市长的领导下，王军成功筹建了重庆市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帮助濒临退市边缘的“西南合成”顺利重组并摘掉了“ ST ”帽子；此外，他还推动组建了“重庆百货”再融资招投标委员会，开创了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选择券商的先例，使“重庆百货”一举摆脱了业绩优良但融资多年来陷于僵局的境地。 

专业的付出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的回报。 2003 年，重庆市上市公司总体业绩迅速由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排在西部省份第 7 和第 11 位，提升到分别位居西部省份第一和第二位； 2004 年，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重庆市仍实现了西部融资第一的好成绩。在王军看来，这八年是他“人生真正的课堂”，因为他在这个课堂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2003 年，重庆市委组织部派王军“上挂”到中国证监会担任上市部副主任。证监会的经历对王军来说不仅非常实用，而且更是一个挑战。因为负责重庆市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工作时，王军就迫切地感受到，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他解释说，无论是地方政府重组上市公司，还是中国证监会审查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都需要本着对股民负责、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本身负责的态度去考虑问题。但是，如何对上市公司的发行和重组环节进行审查，关系到专业素质以外的诸多因素。对上市公司本身，除了合规性的审查，还有就是实质性的判断。“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做实质性判断，但是也没有哪个国家会不依靠合规性判断。合规性就是符合法律，除非你能找出人家的问题，否则必须让人通过。重组、流动才能更有收益、才能创造价值。”王军从专业角度对此解释说。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对此的影响有多大呢？王军认为，中国一开放就成为世界第五大进出口贸易国，“没有商品的进出口，没有资源、劳务和要素的流动，中国不可能有现在 20 、 30 年的高速发展。上市公司的重组、资本市场的要素流动也是一样的。但是要对企业的上市和重组作实质性判断，仅依靠目前的机制很容易出问题。 

正是带着心中的这一系列问题，促使王军想要与更多业内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控股股东和优秀企业家有直接的交流。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借此汲取企业管理精华，从指导企业商战的案例分析中得到提升。 

感悟长江理念 

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王军在北京挂职时结识了长江商学院。他告诉《长江》，自己选择长江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来这里“开拓视野、更新知识，并进行一些案例的实战分析”。然而，直到自己真正融入长江的学习后，王军才感觉实际情况已经超出了自己当初的设想，因为他不仅“多渠道掌握了如何操作上市公司”这些与工作有关的实际问题 , 而且还让他“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收获”。 

王军好像一直与长江有着不解之缘——他工作的地点就位于长江上游重镇重庆市；后来，自己就读的 EMBA 课程也是在长江商学院完成的。长江的两年 EMBA 求学生涯，让王军有了三大收获—— 

首先，来到长江后才有机会直接从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先生那里体会“做老板与做领袖的不同”。他告诉《长江》，李先生跨越中西两大文明，亲自讲述“赚钱的艺术”、“奉献的艺术”和“管理的艺术”，从价值观层面和终极追求上，精辟地讲解了企业如何成长、商人如何成功、政府应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并帮助中国优秀的企业屹立于世界，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让王军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商业文化精髓的完美结合，从而也成为众多企业家的“人生一大课”。 

其次，在与长江的同学、教授以及各方面精英人才交流的过程中，王军觉得自己的综合素养也在不断提高。王军表示，他在长江能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体验、观摩和理解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优秀从业人员的想法，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发展史和远景规划，还能直观地获知企业对政府的要求。他说，要造就最优秀的中国企业，必须培养最优秀的本土企业家，而这离不开创造其成长环境的政府，反过来要求政府也必须提升自己的行政管理水平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王军在长江学习的第三个收获是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长江汇聚了社会各界的精英，长江的未来就是要“奔向大海”，而长江对学员未来发展的正确引导是非常正确的，即为中国培养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家。王军希望，长江商学院应该努力做到“取势、明道、优术”，不仅在学员的范围内建立信用，还要把这种信用延伸到整个社会，让社会的信用体系真正地建立起来。他举例说，信用体系的建设就像犹太社会的普遍做法：一个犹太人若借钱不还的话，那么他在整个犹太人社会中都会信誉扫地。也正是整个犹太人信誉良好、互相团结，才能让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在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不仅能生存，而且还能壮大起来。 

王军相信，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中国，借助于李嘉诚先生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家的帮助，一定会有世界一流的中国自己的商学院，也必然会产生世界上最优秀的本土企业家。 

（摘自长江商学院校刊《长江》总第三期 2005 年 8 月 20 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