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而始于去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来势汹汹，现已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我试图在众说纷纭中谈谈自己的前瞻性思考，探讨一下此次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会。
全球化进程中的困境
首先， “ 中国制造” 面临赢利的“天花板”与“地板”。
2 0 0 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70%，由于多数“中国制造”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发展的外部依赖性较强。即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能源和核心技术，以及产业链下游渠道和品牌，都对海外市场和跨国公司有很高的依赖性，跨国公司在产业链两端的挤压，对“中国制造”的利润率影响较大。例如，美国市场平均售价9.9美元的芭比娃娃玩具，中国制造商只能获取35美分的价值。2008年以来，芭比娃娃制造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超过 30%，劳动力成本上涨20%，但市场售价涨幅则不超过5%。
一些内生性因素也影响着“ 中国制造”。2 0 0 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与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资源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率降低、环保标准提高等原因，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出口商品价格优势逐渐减弱。我们注意到，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已开始向综合制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据了解，全球最大零售企业沃尔玛近年来已降低在中国的采购比例，并加大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采购数量。
此外我们注意到，优秀跨国公司已将竞争重心从单纯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对人才、资本等资源的有效整合层面。尽管技术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已被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公司视作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工具之一。其关键所在是，企业是否具有系统性资源（人、财、物）整合能力，以及产品、流程和业务模式创新能力，以此把技术的作用真正地发挥出来，进而提升企业整体价值。相比之下，中国企业显得偏执于获得“核心技术”，过度信仰科技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意义。为此，我们尝试了很多策略，包括市场换技术、自主研发等，但实践效果都不甚理想。可以说，资源整合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制造”在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取得面上整体性突破的一大挑战。
其次，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第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大规模资本2007年流入给人民币币值稳定带来了很大压力。
第二，国内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的竞争压力。目前，全球各主要金融机构通过参股中资银行、保险等金融企业，战略触角早已深入中国本土市场。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年过渡期后，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向外资开放。以银行为例，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业务范围扩张迅速，它们的业务集中在利润率较高的中间业务，客户主要是三资企业、进出口企业和大型优质国企，与其母公司客户基础、全球业务网络等密切相关。
以上情况警示我们，国际金融机构基本渗透入中国市场，构建起完善的全球业务网络，这为它们实现“偷钱”和“转移钱”创造了有利条件。
反观中资银行，直至今年9月16日，工商银行才被允许在美国的纽约开设第一家分行，获得对外营业资格。
面对全球化竞争，中国的挑战与发展压力都很大。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化解“中国制造”的“两头在外”的风险，实现在主流市场和主流行业的整体性突破，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其二是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化解他人“偷钱”之心。以上问题的解决，依靠中国企业自身的力量，还存在很大难度。而且，这种“以中国应对全球” 的发展思路，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参股跨国公司—中国转机？
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种状况与10年前如出一辙。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曾撰文指出，中国可以抓住周边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调整的机会，策略性参股东南亚的高科技企业（如韩国）和自然资源型公司（如马来西亚、印尼等）。
尽管在当时，很多企业陷入短期经营波动，但长期看，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市场和良好的赢利记录，可以很好补充中国企业在技术、资源方面的发展短板。事实已经证明，过去10 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基础原材料与核心技术的外部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反观东南亚国家的自然资源型公司以及韩国的三星电子、L G等公司，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匪浅。
光阴十年，机遇与挑战同时再次出现。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公司股价下跌，市值大幅缩水。许多优质跨国公司的估值，已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按照“以全球应对全球”和“链条对链条的竞争”思维，中国可考虑战略性选择几个主流行业，通过全面参股行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强国之路打下良好的战略基础。
首先， 参股全球产业链两端企业。这是一种“链条对链条的竞争”思维，解决“中国制造”对外部市场资源的单边依赖性。同时，将“中国制造”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解决产品附加值低、发展受制于人等问题。一是在产业链上游，可重点参股石油和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行业内跨国公司，以及拥有产业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解决“中国制造”的“天花板”问题。二是在产业链下游，参股品牌价值突出和全球渠道优势明显的跨国公司，解决“中国制造”的“地板”问题。
比如参股美国高通（ Q U A L -COMM），不仅可以解决华为、中兴等国内通信企业获取C DMA专利技术授权的问题，而且高通在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收费，也会有我们的一份利益。再如参股芭比娃娃、法国路易威登集团、美国耐克与德国阿迪达斯等全球著名消费品牌公司，都是提升“中国制造”利润率的有效途径。
其次，参股国际顶尖金融机构。
最好的金融风险防范策略不是关起门来，而是构建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格局。
控制参股风险是关键
就目前情况而言，全球股市是否见底？经济3-5年内是否能够复苏？这些问题都充满不确定性，也许目前没有人能给出准确预见。但就我所提出的全面参股策略而言，以下几点需特别强调指出：首先，参股，而不是控股。
在“ 中国威胁论” 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控股收购主流行业的跨国公司将面对很大挑战，收购成功的几率不大。况且，中国企业匮乏驾驭全球公司的能力。控股收购就可能“憋不住”要去管，这或许导致“点金成石”的双输局面。
参股的好处是：一是使我们有条件委派代表进入对方董事会，可从内部了解顶尖跨国公司的思维方式和全球战法，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整合全球资源奠定基础。二是即使无法进入董事会，西方国家相对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也基本能够保障我们的参股利益。
其次，全面参股行业，而非选择个股。
我们可从上文提到的几个重点行业，全面参股行业内的若干“排头兵”，这种思路与选择一两个公司相比，其战略意义和风险控制机制是：一是一些战略性行业，如金融、能源等，它们整体覆灭的可能性很小。二是战略性行业内的大多数质地优良的公司，仍是全球经济与行业内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当经济复苏时，无论行业如何变革与重组， 这些顶级公司持续主宰行业的概率非常大。三是选择个股的方式， 会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偏差， “ 选股” 不准或将错失难得的战略投资时机。
除了现金直接参股之外， 一些拥有较高市值的中国公司，如中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等，也可以通过换股的方式与行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直接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其战略意义与参股方式有异曲同工之道理。
而且，从全球资本市场估值的角度看，这种换股的做法更值得市盈率较高的中国公司考虑。
第三， 是长期战略布局， 而非短期股市“抄底”。全面参股的战略目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股票投资，而是要从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高度思考，在全球范围内，思考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哪些战略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所短缺的，如石油、铁矿石等；二是在未来经济复苏时，哪些管理资源是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独立发展的—如核心技术、品牌、渠道等；三是哪些资源是平时难以相对廉价获得的。参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冲中国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战略风险。
借助全面参股策略，一方面，解决本土企业发展的天花板与地板， 也有助于构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多赢竞争格局，化解“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积极参股顶级国际金融机构，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和多赢局面，为中国大国再次崛起创造一个有利条件。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本文发表在《商学院》杂志2008年12月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