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与企业机遇
2020年11月26日

10月24日至25日,长江商学院CEO京津冀深潜学习活动暨CEO联盟成立仪式在京举行。我们请到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研究院长南开大学刘秉镰教授和同学们一起探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及发展机会。

在课程中,刘秉镰院长演讲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1,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演进特征;

2,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与问题;

3,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启示;

4,双循环的解读和未来的形势;

5、在新形式下的产业发展和企业机遇。

以下是课程节选,enjoy:

刘秉镰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

同时兼顾增长极培育和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从属于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充分利用政府动员力强的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和社会财富积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赶超道路,区域经济在国家总体战略的引导下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发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立国战略。我们把一个落后的的中国变成让世界不可小觑的国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毛主席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利用计划手段,集中有限的资源,投向军事工业和重化工业,建立起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把国家立起来了。这一时代可称为立国战略,

第二个阶段是富国战略。小平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效率优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政策使中国实现了近30年两位数字的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国家财富快速积累。

第三阶段是强国战略。2000年以后我们发现在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三大差别,于是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消除三大差别。十八大以来,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强国战略。

以上是国家战略的几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国家目标对应着不同阶段的区域政策。

计划经济时代区域政策的特点是户籍制、八级工资制和三线建设等,要素流动完全由经济计划决定。78年以后,小平提出了沿海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差别性区域政策,从而产生了深圳,我国东部地区快速发展。92年南巡讲话,产生了浦东,中国实现了二次开放。改革开放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决了财富生成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到了2000年,我们意识到中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三大差距不断加大,这会影响到国家发展的稳定和经济安全,于是中央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更多的关注公平导向的区域政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就是两个:一是财富生成,增加GDP;二是财富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均衡。换句话说,2000年后的区域政策就是要部分的牺牲效率,换取公平。中央在提出西部大开发之后,又相继推出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等政策,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均衡,实现稳定持续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央除了要继续关注均衡发展之外(如精准扶贫),又提出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海南自贸区等,目的就是在推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同时培育新的增长极。这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变化,中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城镇化也快速发展。然而在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就是三大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收入差别。首先,针对东中西矛盾,国家从2000年开始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后又提出“一带一路”等。最近几年,南北差距也开始出现了。然后还有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

第二个是空间错配问题。这里包括两方面问题,首先是大城市过度拥挤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京津冀地区空间落差明显。其次是工业化和城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第三是区域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出现了问题。中国传统的模式是资源导向型的,通过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但现在我们用水、用地均出现问题,人口、土地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也产生约束。

再看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治理难题,由于分税制和政府绩效导向,行政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六年,习总书记多次批评“一亩三分地”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非首都功能疏解任重道远。此外,高额的城镇化成本和资本供给不足也困扰着政府部门,这就是文明的代价。

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将呈现几大趋势:

第一是要解决发展问题,虽然不唯GDP,但经济是基础,一定要解决区域发展动力问题。 

第二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双循环首先就要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三是要解决供给侧改革和区域产业链雷同和升级问题。创新驱动是唯一的出路。

第四是解决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的振兴问题。

第五是要构筑东西互动、全面开放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国要由过去的沿海单向开放发展为双向开放的空间格局。

第六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央地、地地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6年以来,在体制机制、产业协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进展,通州和雄安也正在建设新两翼。成就方面已经有很多报道,因为时间关系我谈谈目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京津冀增速在下降,与世界城市群的目标相距甚远。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时,京津冀地区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1.29倍,5年之后降为1.17倍。另外,北京的定位是四个中心,但问题是空间的拓展性不够,大城市问题突出,天津的发展和定位都需要进一步落实,河北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尚未解决。

我最近做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比较,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交通运输的比较。三个地区在总量上差不多,但是运量上有问题,这说明经济活跃度有明显差距。

第二,在产业的比重上。河北的第一产业还很高,服务业却相去甚远。

第三,创新能力的比较。北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三分之一,国家级的技术研究中心占比38%,院士数量占比40%,但是北京的科研成果主要转移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向津冀的转化率很低,导致津冀产业发展技术供给不足。

第四,投资水平的比较。投资水平反映了区域的潜在竞争力,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京津冀地区明显是投资不足的。

第五,民营企业的比较。京津冀民营经济发育明显滞后,例如民营企业500强中,天津有7家,浙江93家,江苏86家,广东60家。

第六,外向型经济的比较。在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这五大传统外贸口岸中,北方占3个,南方有2个,但北方外向度明显偏低,京津冀外贸进出口仅为长三角的35%。

通过三个地区的比较,京津冀在政府协调、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企业主体等方面与长三角、珠三角也都有存在一定的差距。

京津冀未来如何发展?如果你想到京津冀投资,应首先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未来要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和在哪干。如空间结构方面,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规划。一核是北京;双城是北京、天津;三轴指天津到北京一个轴,北京到唐山、秦皇岛一个轴;北京到石家庄一个轴。雄安就在这个轴上,我认为从经济功能上来看雄安就是第二个深圳,希望建设速度再快一点。

雄安新区的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大家都很关注雄安,这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到目前为止,国家批复的经济特区有24家,其中发展较好的是深圳和浦东,我把雄安新区的发展环境与深圳、浦东做一个比较研究,希望有助于大家客观认识雄安。

首先从中国的经济周期曲线来看,当年深圳、浦东成立都是在经济高速成长的前端,然而雄安提出时,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下行期。换句话说无法享受发展的红利。

第二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深圳成立之初大量引进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了初期的积累,浦东也是依靠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而雄安的建设不能简单的复制上述做法,主要靠内生性、创新性发展。

第三就是区位优势问题,城市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城市蔓延,就是说一个城市向外扩张的半径一般为30-50公里。深圳发展主要靠香港,浦东发展靠浦西,但是雄安发展却“三不靠”,京津冀最大的三个城市北京、天津和石家庄都离雄安100多公里,所以雄安难以享受城市蔓延的红利。

但是,从空间布局上来看,雄安位于京、津、石三大城市中间,恰好填补了世界级城市群的洼地,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国家动员资源的优势,雄安在未来可能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创新驱动的地区,并且可能成为一个中国新兴城市的样本。现在这个样本已经开始建起来了,雄安2019年POI关于亮点的新闻越来越多了,路网密度增加了,城市吸引力、外来人口、旅游、就业吸引力也开始上来了,所以雄安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城市风貌。

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提出双循环政策

国家为什么提出双循环?因为我们面临内外双重困境。对外包括全球性金融危机,修昔底德困境,新冠疫情困境;对内则是三大魔咒:凯恩斯魔咒,经济社会增长魔咒,亚当·斯密魔咒。

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美国不断发出各种各样的断供威胁,迫使我们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政策,这个政策意味着未来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境外的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要依靠自力更生的力量发展自己。

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两新一重”,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兴城镇化和重大工程,这都是支持国内大循环的大项目,同时要构筑新的发展格局。中国未来新的格局是什么?国家的宏观政策已经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过去的政策是注重效率和发展,但是未来可能增加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安全,要平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未来企业发展的环境将有很大变化

一、 由低附加值现高附加值转变

二、 由中国制造向中创造转变

三、 由工业时代向互联网时代转变

四、 有价格竞争向深度服务和信用竞争转变

五、 由资本导向向人才导向转变

企业未来的转向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就业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处于“窗口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出口导向转型的产业

四、”进口替代型”技术与产业发展

五、持续降成本增效率类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