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7日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国富”的同时追求“民富”，究竟何谓“民富”？
国家政策如何调整才能富民利国？其他国家又有哪些经验与教训？中国实现“民富”路在何方？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对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王一江进行了专访。
王一江说，对中国而言，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只有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分配合理了，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富’。”他说。
王一江认为，提高国民素质，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民间创业提供广阔空间，是国家发挥民众力量，实现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上佳路径。
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记者：过去，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国富”才能“民富”，“国富”是“民富”的根本保证，甚至是来源。您是否认同这个逻辑？
王一江：这个逻辑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家一定需要以“民富”作为基础，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富”。
记者：尽管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实现“民富”，今后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否还会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呢？
王一江：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税务部门如果始终把增加税收、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它的奋斗目标，而不是把怎样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发展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这在认识上就是一个严重的偏差，是不利于实现“民富”的。国家需要有税收，但是不是一定税收得越多越好，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集中到国家手上来办，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中央提出“民富”这个概念以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家应该更容易统一认识。
记者：那么您认为何谓“民富”？
王一江：“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记者：那我们离“民富”还有多远呢？
王一江：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也亟须扭转。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数字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有很多事情要做。
既有他山之石，也有前车之鉴
记者：100多年来，诸多国家都在富强之路上孜孜求索，经验与教训并存。成功者如美国与日本，失败者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他们分别是用何种模式追求国家富强的？
王一江：纵观美国的历史，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3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日本是怎样走向富强的呢？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记者：除了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民富”之路，还有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民富”呢？
王一江：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的实现“民富”之路，但无一成功。其中对人类发展历史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的，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力量实现目标的尝试。
在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指导下，上世纪30~50年代，前苏联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很快以科技强国、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展现于世。
记者：前苏联是怎么做的？
王一江：苏联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两个“法宝”中，第二个“法宝”是永远好用的，但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靠增加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失败来临之时。这就有如在极限内，皮筋总可以拉得更长一点，但拉过极限，皮筋就断了――这便是前苏联经济“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除了“苏联模式”，前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我认为,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
记者：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经验，主要是什么？
王一江：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相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从前苏联的经验来看，靠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可以辉煌一时。但还没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可以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长期稳定地发展，最终使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的经验还没有过。
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记者：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发展成果。在分配关系方面，国际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王一江：我们看到，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那些国家，即收入水平的“第一世界”，收入分配多数也较为公平。比如，以基尼系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28，属于非常“健康”的区间。其他发达国家多在0.3与0.4之间，也不错。发达国家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收入差距、严重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马来西亚（接近0.5）。
这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的两组数字，并非偶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
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之一，在于机会公平。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
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
记者：保证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让广大群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发达国家在推行福利制度实行再分配方面，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
王一江：政府通过再分配，推动收入公平，这个做法，总体来说值得借鉴。但应该看到，若方法不当，着力不妥，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都非常有限，可以认为是“小福利社会”。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国民素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都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成为了“大福利社会”。从那时起，60年过去了，“大福利”在为社会稳定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记者：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王一江：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简单的“多花钱”。实行社会福利，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记者：那么，应该依据什么原则，才能建立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福利制度？
王一江：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3个原则。
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良好教育。这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
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应该在中国尽早地全面实施。
（原文发表于2011年3月5日《中国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