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年04月21日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给企业经营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美国关税政策变动如同催化剂，既凸显了企业供应链过度集中、核心技术依存度高的潜在风险，也倒逼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加速。
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转型需求的双重夹击，企业如何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求变？如何在不确定中构建确定性增长？
近日，在由长江商学院主办的“破局·重构·向新 中国企业CEO论坛”上，长江商学院周春生教授发表闭幕致辞，直指核心：“每一次重大变局都是重新定义规则的时刻，唯有持续进化者方能引领未来”。这一论断既是对历史规律的凝练，亦为企业战略升级指明方向。
论坛期间，周春生教授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企业应积极调整策略，将挑战转化为转型升级的动力。
周春生教授表示，美国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对企业冲击巨大，许多企业此前并未做好应对准备。但他表示，中国企业仍有调整的空间，将根据新形势进行调整。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足以应对这种冲击。
周春生教授进一步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变数要求企业积极谋求新机会，重构供应链。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加强与东盟、印度等周边国家企业的合作，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周春生教授认为，中国已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科技自主等战略做好准备，企业可通过加速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南方市场开拓构建新的贸易网络。教授呼吁，企业家应在不确定环境中保持敏捷学习能力，将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升级动力。他总结道：“每一次重大变局都是重新定义规则的时刻，唯有持续进化者方能引领未来。”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位居方案首位。周春生教授表示，面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我国必须更加重视扩大内需，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他认为，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习惯和收入分配结构。“中国人传统上更倾向于储蓄，这种文化习惯使得即使手头有资金，人们也更愿意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周春生教授表示，“此外，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设”理论解释道：“如果人们对未来收入有稳定预期，就会更愿意消费。反之，若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手头有资金，也不敢大胆花钱。”周春生教授认为，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尤为突出，因此需要从政策层面入手，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周春生教授认为，提振消费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 一是让老百姓有钱可花。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
● 二是让老百姓有钱敢花。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负担，使居民敢于消费。
● 三是让老百姓有钱有地方花。提供多样化消费场景。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同时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周春生教授认为，企业要提升其无形资产价值，以应对当下不确定性。为此，他提出“新二次元经济”理论，即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传统经济（有限经济）与新经济（无限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在他看来，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存在重大区别，即传统经济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多为有限供给，而新经济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多为无限供给。“轻资产公司靠无形资产来产生收益，驱动生产和服务，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无形资产与知识资本在经济活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周春生教授说。
“技术不像机器设备那样会因使用而损耗，而是可以通过不断迭代保持价值。”他以芯片技术为例，从200纳米到5纳米的技术迭代，虽然旧技术逐渐被淘汰，但新技术的产生使得企业的无形资产总体上不断增加。
在谈到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时，周春生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高效性和低成本将重塑就业结构和社会分工。他建议，个人需要通过掌握人工智能技术来培养竞争优势，而政府则需要采取措施来缓解就业压力，例如，缩短工作时间、限制加班、完善福利体系等，这样可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为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