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于：《FT中文网》（2025年2月19日发表）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核心在于要求各国对美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美国对等，这直接挑战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根据WTO规则，成员国需对所有成员实行统一关税，但特朗普通过双边谈判和单边施压，试图以“逐个击破”的方式重构贸易关系。
例如，美国当前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欧盟对美汽车关税高达10%。特朗普认为这种不对等让美国企业处于劣势，因此提出“你征多少，我征多少”的报复性关税。然而，这种政策无视了WTO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享受差异化待遇的合法性。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为保护本土产业，关税普遍高于美国，若强制对等，其产业可能面临崩溃。
此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一，全球供应链重构：美国钢铝关税已迫使企业转移产能，例如汽车制造商可能迁至东南亚以规避双重关税。第二，通胀与经济衰退风险：彼得森研究所数据显示，2018年钢铝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多支付56亿美元成本，而全面贸易战或使全球GDP损失0.8%-1.4%。第三，多边体系危机：WTO总干事警告，若各国效仿美国单边行动，全球贸易规则将陷入系统性危机。
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关税水平虽高于美国，但开放进程远超多数发展中国家。以2022年数据为例，中国对美商品平均关税为7%，美国对中国则为3%。具体领域差异显著：制造业——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6%关税，美国对中国为3%；农产品——中国对美蔬菜关税达15%，美国对中国仅2%。
然而，关税仅是冰山一角。欧洲通过汽车重量标准、农产品质量要求等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美国则指责中国存在类似壁垒，如技术认证和政府采购限制。特朗普的“对等”政策不仅瞄准关税，还可能将增值税、劳工标准等纳入博弈范围。
中国的战略空间：一是，主动降低制造业关税：中国已对部分国家实施更低关税，如2024年对东南亚电子产品减税。此举可彰显开放姿态，同时缓解外部压力。 二是，差异化应对美国诉求：特朗普关注“可讲故事”的传统制造业（如哈雷摩托），适当降低其产品关税既可换取政治缓和，又契合其“重振制造业”口号。
特朗普的政策并非全新创举。1934年，罗斯福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推动全球关税下降，但其逻辑是“以合作换开放”，而非单边胁迫。当前，中国可借鉴历史经验，主动引领全球化议程：
强化区域合作：通过RCEP和“一带一路”深化与东南亚、欧洲的供应链整合，减少对美依赖。
参与规则制定：在数字贸易、绿色关税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影响。
案例启示：印度近期为缓和特朗普压力，下调了摩托车和威士忌关税。中国亦可选择性地在汽车、能源等领域让步，同时要求美国放宽高科技出口限制，实现利益交换。
注：来自《金融时报》，对比各国与美国关税。其中印度与美国关税差异最为显著，而2022年中国对美国产品平均关税为7%，美国对中国产品平均关税是3% 。不过2022年后相关数据更为复杂，这些仅作参考。
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非完全针对中国，有一定理性思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非一开始就处于极高水平，比如最初加征10%。但我们必须清楚，未来若与特朗普谈判，必定是一揽子谈判。鉴于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特朗普的谈判诉求不会局限于贸易，还会涉及南海、台湾、俄乌冲突、以哈冲突等诸多方面。回顾特朗普1.0时期，他最初针对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是因为它们与中国一样，都曾是对美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不过如今中国已不是对美出口第一的国家，到特朗普2.0时期，中国可能降至第二或第三。
注：美国进口来源国占比，墨西哥以15.6%排第一，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占13.5%降至第二；加拿大占12.6%位列第三，德国和日本分别排第四、第五。我们主要用这些数字信息。
尽管看似特朗普没有将中国作为首要针对目标，但随着中国制造业愈发强大，即便单方面宣布对所有国家实施极低关税，其他国家因忌惮中国制造业实力，可能也不会轻易接受这种“让利”。所以，即便未来推行对等关税政策，中国企业仍需“出海”。通过在一些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设厂生产，利用这些国家与美国更为有利的对等贸易关系，以第三方国家为跳板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一策略依然可行。
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本质是零和博弈，但其政策落地仍存变数。例如，对墨西哥、加拿大的关税威胁一度暂缓，显示其“交易性”本质。
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
第一，保持战略定力：不随美方节奏被动应对，而是通过扩大内需和区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
第二，灵活博弈：在非核心领域（如传统制造业）释放善意，在关键领域（如科技自主）坚守底线；
第三，推动多边共识：联合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维护WTO改革进程，抵制单边主义逆流。
全球化不会因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止步，但规则的重塑需要智慧与实力。中国若能以开放促改革，以合作谋共赢，或将在新一轮贸易变局中占据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