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GSB 很多观点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新增了多少具体政策，而在于它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民营经济的长期地位。从企业反馈来看，这部法律最大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李学楠教授
BSI连续多个季度的数据显示，曾有高达50%至74%的受访企业将“政策不确定性强”列为影响中长期发展的首要因素。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与实施，重要意义正在于通过法律形式稳定市场预期，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权利边界。它所释放的信号，不仅是政策支持，更是规则稳定。
对于企业家而言，只有当产权依法平等保护、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规则持续完善，长期投入才更容易被纳入理性决策框架；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制度预期越稳定，未来现金流折现时所要求的风险补偿就越有可能下降。
CKGSB 从金融与资本市场角度看，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与长期估值？
李学楠教授
从金融市场定价的核心逻辑来看，资产长期估值不仅取决于未来现金流预期，也深受风险溢价影响。不确定性会推高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溢价，使得企业和资本更倾向于短期收益，而不愿承担长周期投入。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教授曾指出，中国需要、也能够产生一批引领全球的“大风流创新”。所谓大风流创新，是指具有引领式、原创性，能够开辟新行业、新赛道并重构商业生态的创新。
这类底层技术突破，如大模型、商业航天、先进制造、生命科学等，往往具有长周期、高壁垒、大投入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
对于这类创新而言，短期补贴并不是最根本的激励，长期制度预期才是企业敢于持续下注的底层条件。只有当企业家相信自己的产权、收益、商业模式和市场地位能够得到依法保护，才更有可能把利润投入到十年以上回报周期的硬科技与原始创新中。
因此制度定调的意义，正在于为耐心资本、长期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建立更稳定的共同预期。
CKGSB 从开展BSI调研以及和企业家接触来看，过去一年企业端以及资本端的行为方式是否因为这部法律而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
李学楠教授
过去一年，我们通过BSI数据捕捉到了企业端和资本端两组值得关注的“背离与重构”。
▍首先是“法治体感改善”与“负债理性收缩”的背离。
如前文所说，制度预期的稳定，是企业做出长线决策的重要前提。
BSI年度调研显示，企业对“法律制度保护合同和财产权”的评分，从2023年的7.86分、2024年的8.19分，进一步上升至2025年底的8.61分。
这至少表明，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与实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对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的体感持续改善，制度预期正在成为企业家判断长期经营环境的重要“压舱石”。
但与这种法治体感改善并行的，是企业融资行为的高度克制。反映银行借贷态度宽松的扩散指数高居98至100的历史高位区间，但有新增贷款的企业的比例却在2%左右的低位横盘。
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缺乏信心，也可能反映出实体企业正在从过去“借钱铺摊子”的粗放扩张，转向更加重视现金流、安全边际和投资回报的成熟阶段。
▍其次是“短期观望”与“长线资本开支修复”的背离。
在短期投资评价上，企业仍然偏谨慎；但在实际动作上，2026年一季度BSI显示，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比例从2025年四季度的11%升至19%，扩张型投资比例从9%升至17%，达到近年较高水平。
这些投资更多指向硬科技、人工智能、设备更新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等方向，说明不少企业在短期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仍在通过实际资本开支为未来能力建设提前布局。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同行业对制度环境改善的“体感温差”。在高技术制造业、专精特新和前沿硬科技领域，企业对政策环境和长期投入的感受更为积极；
但在部分传统行业，如非金属矿物制品、造纸、农副食品加工等领域，由于国内供给过剩指数长期处于高位，企业仍面临深度转型压力和周期波动约束。
由此可见，打破隐性壁垒、稳定公平竞争环境、帮助传统产业实现技术升级，将仍是“十五五”阶段政策执行和产业转型的重要任务。
CKGSB 过去几年，社会关于民营经济讨论最多的关键词之一是“信心”。您认为今天中国企业家还缺“信心”吗？
李学楠教授
BSI数据给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答案：即便在预期指数跌破50这一荣枯线之时，反映当期实际经营状况的指数，依然长期维持在63至66的较高区间。
这说明企业家对宏观环境可能保持谨慎判断，但在具体经营层面，他们仍然通过现金流管理、成本控制、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持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正如长江商学院院长李海涛教授所言：“我们不应该指望海水变得平静，而要学会在强风之下继续航行。”
这句话揭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真实韧性：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不是对风险视而不见，而是在承认风险的前提下，继续通过行动寻找解法。
CKGSB 如果只能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未来五年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您会选择什么？为什么？
李学楠教授
我们认为是“商业升维”：即告别低效内卷，中国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全面升维。未来的市场，属于敢于打破认知边界、学会“越卖越贵”的破局者。
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的是外部预期问题；企业能否真正穿越周期，还取决于能否把制度确定性转化为价值创造能力、组织进化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
▍首先，是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的思维升维。
如果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围绕成本和价格展开同质化竞争，低效内卷就很难真正缓解。未来的民营企业，需要重新理解产品、品牌、技术、用户需求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从“卖得更便宜”转向“为什么值更高价”，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
▍其次，是迎接“交接班”与现代企业治理的历史考验。
中国5800多万户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据重要比例，目前不少“创一代”正陆续进入交接班期。能否顺畅交接、实现治理现代化和基业长青，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底盘的稳定。
接班不是简单的代际传递，而是企业战略、治理结构、组织文化和全球视野的一次系统升级。这也是围绕新生代企业家培养和家族企业治理展开长期探索的重要背景。
CKGSB 在AI、产业升级和全球竞争加速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民营企业最需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有哪些？为什么？
李学楠教授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中国民营企业最需要建立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构建AI产业场景重构能力，跨越“专家依赖”的鸿沟。
长江商学院产业政策研究部在2026年Q1对2016家实体企业进行的AI专项调研显示，当前AI在实体产业的渗透率仅为10.0%，且在未采用AI的企业中，高达79.2%的企业认为AI“不适用于本企业”。
这组数据说明，阻碍AI进入实体产业的关键，不只是模型能力、采购成本或技术成熟度，而是AI如何与具体行业场景、工艺流程、生产数据和组织经验相结合。
未来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只把AI理解为一套外部工具，而要学会成为自身产业场景的架构师：识别哪些环节可以被智能体重构，哪些隐性专家经验可以被沉淀为数据和模型，哪些流程能够通过人机协同获得效率提升。
▍拥抱“全球化2.0”时代的协同出海能力。
今天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简单把产品卖到海外。伴随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消费市场扩容，中国企业面临的机会正在从产品出口，转向产能出海、供应链协同、标准输出和本地化运营。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从“订单型出海”升级为“生态型出海”：既要理解当地市场、政策和文化，也要具备供应链重组、品牌本地化、人才本地化和风险管理能力。
▍跨越商业边界的“社会创新”与人文担当。
AI专项调研显示，已有31.4%的企业报告AI对现有岗位产生了“替代”影响。当AI大面积重构职场结构时，企业不能只从效率提升角度理解技术进步，也需要思考就业结构、员工再培训、组织包容性和社会影响。
《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鼓励民营企业扩大吸纳就业，这与长江商学院长期倡导的“无公益，不长江”理念形成呼应。未来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企业，不仅要能创造利润，也要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
商业逻辑与社会利益的融合，不应被理解为企业发展的外部约束，而应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一部分。一个能够创造就业、推动创新、保护员工发展机会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民营企业，才更有可能获得持久的社会信任与组织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