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伦镍风波、中概股遭遇“预摘牌”……进入2022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持续加剧，悲观情绪蔓延之下，资本市场屡屡出现踩踏效应，特别是在中概股发生暴跌之后，甚至已经出现中美资本市场在加速脱钩的声音。自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资本市场正在陷入新的至暗时刻。
不过，陶志刚是当前市场上少有的乐观派。他认为，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性并不大。
陶志刚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及经济学教授，MBA项目副院长，企业家学者项目学术执行主任，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他的研究曾被《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报道引用。
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时，陶志刚认为，中美之间此前的贸易冲突，对于美国伤害已经显现。美国近段时间以来持续的通胀压力，证明了美国并没有找到五年前所预期、可以替代中国的生产能力。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正在影响美国经济的未来。
今年2月份,美国通胀率创下40年来的新高。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7.9%,环比上升0.8%。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加息落地后，美国的通胀预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行，当前美国10年期通胀预期已经接近3%，美债名义利率也已经接近2.5%。而作为应对的是，按照美联储当前给出的加息路线图，市场预期年内或共有7次加息。
但美联储三月的加息及前向引导还未能扭转市场预期。美国时间3月29日，10年期和2年期国债之间的息差曾短暂跌破零，但在随后扩大。国债收益率曲线反转，给美联储内部关于加息幅度和速度的争论增添了新的复杂性。
也正因此，陶志刚的判断是，中美之间进一步的脱钩概率并不大，相反，促进中美之间重启合作对于美国来说才会是更现实的选择。
而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预判，陶志刚提出了“麦当劳经济”的概念。正如麦当劳公司的模式是自营+加盟经营的模式，陶志刚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像是自营和加盟的关系，“自营店盈利低、加盟店盈利水平高，自营店负责创品牌，加盟店负责挣钱。”
陶志刚认为，在大的危机时刻，需要国企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而在危机的恢复时刻，需要尽可能的激活民企的创造力，为他们的生存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图为陶志刚教授（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当下地缘政治变局的影响，在市场层面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陶志刚：第一季度的经济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乌克兰危机叠加美国高通胀，这是眼下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从八十年代初至今，尤其是过去二十年，尽管美联储多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国一直保持较低的通胀环境。但这次不一样，面对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胀，美联储3月16号终于加息了，而乌克兰危机更是加剧了欧美的通胀。俄罗斯每天生产1000万桶石油，占据全球产量的13%。天然气产量占比更大，达到了17%。当然油气价格上涨多少，还取决于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政策能否成功。而美国的盟友态度尚不明确，比如印度这次就购入了便宜油。欧盟的27个国家也态度模糊。
我们可能觉得少买一点油影响不大。但只要查询历史数据，就会发现油的不可替代性。过去半个世纪，油价有过几次大的波动。1973年11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7%，价格上升51%。1990年8月，受海湾战争影响，海湾地区的供应量减少9%，全球供应量减少6%，油价上升93%。过往的数据略显夸张，但可以将其视作一个重要警示。为什么现在德国和荷兰不太愿意听从美国命令停止从俄罗斯购油，因为很难找到替代品。天然气运输成本高，包括美国建议的液化天然气，所以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更高。
石油价格的上涨会引发一系列资源价格上涨，比如替代天然气的煤炭及替代石化产品的棉花，它们的价格都上来了。美联储若是认真对待日益严重的通胀，那就需要大幅提高利息，我认为今年欧美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提高了很多。
油气涨价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并增加购买俄罗斯的油气。2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我们会和俄罗斯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据知情人士消息，我国政府正在鼓励一些大型央企，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抓住一些潜在投资机会和俄方谈判。当然油价上升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国经济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经济观察报：如何应对这种冲击？
陶志刚：好在，中国的经济周期和美国恰好反过来了。我国去年经济增长相比2020年有所回落，下半年增速放缓，但是仍然处于稳定水平。去年CPI只比前年上涨了0.9%。再加上去年年底我们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整顿，规避了一定的风险。如果企业当时受低息诱惑借了大量外债，现在就会面临很大风险。而目前我们受到的影响都在预估范围内。
美国加息，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会减少，这会利好出口企业。过去两年我国出口贸易火爆，一是受美国消费从服务转向商品的推动，比如之前是去健身房运动，现在买了跑步机在家里运动。这一转变确实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一笔大生意。二是得益于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全球疫情如此复杂的情况下，美国找不到中国商品的替代品。
但是美国管控放开之后，商品消费的比例又会下降，会减少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但如果美国通胀严重并且经济衰退，美国人民会增加对中国价廉物美商品的需求，那我国的出口还是有优势。未来情况如何，也要看人民币币值和成本的控制情况。
经济观察报：这种全球化的分裂会持续下去吗？
陶志刚：自从拜登2021年一月就职，人们就一直在期待他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但是这一届美国总统缺乏改变的勇气，让大家失望了。
现在美国经济已恢复，棘手的问题主要是通胀，乌克兰危机推高通胀。通胀已经上升到7.9%，凳子也越来越烫。民主党派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所以拜登总统近期也在持续关注通胀。但拜登在2022年国情咨文中，将美国通胀的原因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全球分工生产及全球供应链。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实际上在美国生产的整体成本绝对比全球化的分工生产成本要高，而且供应链中断也有美国自己的原因。美国应该意识到，现在是最差的脱钩时间点。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选择各搞各的，绝对是进一步推高美国企业经营成本和通胀，给整个美国经济运行带来风险。
今年11月是美国中期选举，拜登需要尽快解决通胀问题。货币政策很难马上奏效，但是重启全球化，实现全球资源为全球消费服务，可以很快减少通胀压力。所以这次四十年来最高的通胀实际上给了拜登一个改变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今天如何看待2018年的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陶志刚：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我们有100家出口企业，可能有20家活不下去，但是留下来的企业必定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可以为全世界提供更低价格的产品。贸易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大了。本来成本高、不能在市场存活的本土企业活下来了，意味着价格上涨和下游产业遭殃。举个例子，当钢铁行业得到保护，保留了一些就业位置；但是下游企业就业人数就会减少。单独保护一个行业，并不会利好整体就业。同时工资购买力则受企业成本上升和通胀而降低。
中美重启全球化对美国整体来说是利好的，具体表现在美国制造业企业的附加值一直在上升，但是制造业的就业人数确实是在下降，因为美国企业把部分生产放在了海外。所以美国的全球化问题其实是再分配的问题，企业在全球化中获利，但部分工人受到了伤害。失业工人需要补贴和再培训，但企业的受益是远远超过这些失业工人需要的补贴。
我们一般从两个维度评点美国经济政策。第一，美国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化意味着企业成本提高，拥抱全球化企业才能做大。第二，美国是反对再分配还是支持再分配？面对这两个政策维度，美国人常常处于撕裂状态。特朗普就是既要把饼做小，又要把更多的饼分给富人。奥巴马反对全球化，那穷人福利从哪里来？平价医疗法案是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反观中国，虽然在不同时期开放程度不同，但是始终是兼顾开放与共同富裕的。
经济观察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5%的增长目标，如何实现？
陶志刚：从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情况看，这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在日益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是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目标的第一要素。
欧美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美联储在延误最佳时机控制通胀的情况下表示会加快加息，历史经验表明欧美经济可能会进入衰退。而过去两年中国政府采用非常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因此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跨国企业的投资自然会增加。
第二是通过国企保障稳定增长环境的同时，大力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从而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二十多年前，我和白重恩教授、王一江教授和李稻葵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国有企业改革的多任务理论》，这篇文章是受更早的一篇关于特许经营研究的启发。我和白重恩教授研究“麦当劳经济”，解释为什么麦当劳既有自营店又有加盟店，发现麦当劳保留低盈利的自营店目的是为了创立品牌，而加盟店则依靠品牌这个公共品加上本来的激励机制实现高效的盈利。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多任务理论》文章里，我们强调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国营企业类似麦当劳的自营店，民营企业则是加盟店。虽说民企效率高增长快，但国企担负了稳定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在危机或经济衰退情况，国企也在这个情况下壮大。我们在认识到国企的特殊角色的前提下，强调民企对增长速度的贡献。除了保持中国在国际上的投资吸引力外，我们也需要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来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
第三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创新。保持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不仅是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资，而且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人民劳动参与率高而且非常勤奋，同时储蓄率投资率也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是更重要的。近些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下滑趋势，令人担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我们开始逼近产业前沿，传统的
增长模式（低成本发展模式）达到极限。同时，中美经济脱钩凸显了许多卡中国脖子的技术问题。目前政府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今年启动的RCEP也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些机会和挑战。我们技术含量低、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或企业会前往东盟投资，利用当地的低成本优势，再加上可以绕开欧美国关税，继续为海外市场服务。同时，日韩企业也可以通过出口，给我们高技术行业和企业带来竞争，这会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的创新。企业需要竞争，也迟早要面对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的经验证明我们的行业也扛得下了压力。在这个节点，我们一定要往上游走，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独立生产能力。
经济观察报：在企业战略制定上，如何应对当下的多重不确定性？
陶志刚：应对当下多重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分散经营风险，这里需要有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业务多元化。行业多元包括相关行业的横向多元，加上供应链和客户端的纵向垂直整合。当然在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期，多地区多国家经营会遇到一些独特的挑战，需要应用一系列非市场战略。即使是像亚马逊这样的美国头部企业，都是在美国华盛顿投了大量资源进行非市场战略。中国企业不论是去发达国家还是去欠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些不同的非市场策略。
同时，在跨地区跨国家经营中，我们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组织形式做业务。中国企业偏好在海外全资收购或建立独资企业，这样就很难获得当地企业的支持。最近深度采访好几家长江商学院校友企业，发现他们与东南亚以及欧洲本土企业合作，获得产业升级和业务拓展。
另外，在美国长臂管辖的情况下，我们许多企业需要进行横向分拆，用完全不同的企业进行内外循环，利用不同的企业在不同国家发展业务。尽管这样经营缺乏规模经济，但是可以规避美国长臂管辖的风险。
经济观察报：商业环境的变化，对于商学院来说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
陶志刚：我们会加大力度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企业想要做强做大，业务范围不可能局限在中国境内，一定要走出去。未来的伟大中国企业，必须要同时拥有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但是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管理者不具有全球视野的前提下，企业走出国门很可能会躺着中枪。所以长江商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写手顶尖大学与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打造全球学习平台，从多个角度给学生提供全球化的视野。比如，长江MBA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共同开发了创新型国际合作项目，以多元、灵活的授课方式，在更短时间内助力MBA同学们的快速成长，补充双方优势带来的化学反应。同时长江MBA项目也希望培养的学员能具备仁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球价值对接，成为未来商业的新生代领军者。
第二，要培养产业升级往上走的意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全球市场的空间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升级和价值提升。
我们项目的定位是“培养新生代经济迭代力量”，包括：综合管理MBA、金融MBA和智造创业MBA三个各具优势、无界融通的方向。其中智造创业MBA方向长期关注先进制造业的行业实践，与一大批先进制造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总结中国企业创新的经验和教训，面向做智能制造和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培养科技创新的人才。推动产业往上游走。
第三，创业精神一直是长江商学院的传统和强项。我们一直鼓励学生创业，在创业中要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深谙全球地缘政治，站在产业升级、行业发展的最前沿。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