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于：《家族企业》杂志2026年5月刊
2025年11月，两位行事低调的中国企业家，几乎在同一时间因巨额捐赠成为公众焦点。
先是投资界传奇人物段永平在2025年10月31日向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捐赠当日价值约1500万元的1万股贵州茅台股票，并于11月11日再次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2.2亿元；随后的11月22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向家乡诸暨中学捐赠1亿元人民币，设立“诸暨中学钟子逸教育基金”（钟子逸为钟睒睒祖父）。
如果将时间线再向前推，2025年10月正式交棒长子曹晖的曹德旺，于2021年宣布捐赠100亿元建立福耀科技大学，而该大学已经在2025年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这些家族企业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是可选还是必选？如果是必选，构建怎样的合理机制才能使得家族、企业、社会三者实现长期共赢？
当下，中国家族企业正逐渐进入传承高峰。公益慈善从根本上来讲是将多方能量汇集为社会解决问题，也为家族和企业提供更深的社会链接。
因此，如何思考和实践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不仅会影响到创始家族和企业的社会声誉，也会影响到企业的顺利传承和持续发展。
一般而言，任何企业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对于企业与社会都是有益的。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探讨家族企业做公益慈善？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家族企业特殊的股权与控制权结构，使得它们在投身慈善事业时具备普通企业和个人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首先是决策高效，机制灵活。
家族企业的股权和决策权相对集中，使其在慈善投入上能够缩短决策周期，更有效率。段永平在短短大约10天内先后完成了向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捐赠1万股茅台和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2.2亿元两笔大额捐赠，充分体现了这种决策效率。
相比之下，公众公司的慈善决策往往需要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多层审批，难以快速响应。这种“所有权、决策权、执行权”的高度统一，是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独特优势。
其次是资源整合能力强。
家族企业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掌握着庞大的产业链、技术和人才网络。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使其能够开展“赋能型”慈善，而非简单的资金捐赠。如晨光集团长期深耕教育（文具）领域，其注册成立的“上海晨光公益基金会”主要集中于捐资助学，尤其是学具的捐赠；晨光还设立了乡村教师奖学金、援建教室、助力乡村儿童美学教育等。
这些公益行为与企业主营业务高度相关，提升了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使得企业与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有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曹德旺创办福耀科技大学也是这种“赋能型”慈善的典范。作为中国玻璃行业的领军企业，福耀深知制造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渴求。所以，福耀科技大学在获得百亿资金支持之外，还能够直接对接福耀及其上下游企业的真实需求，将产业经验、技术标准、管理方法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出真正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
这种“产业+慈善”的深度融合是单纯的资金捐赠无法实现的。
最后，是能够坚持长期投入。
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教育公平、环境保护、基础科研等，都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投入。而优秀的家族企业普遍具备长期主义的战略耐心，这一特质同样体现在其慈善事业上。段永平20年来累计捐赠超过20亿元，钟睒睒通过“钟子逸教育基金会”长期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院校，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携家人捐出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及大部分红利成立的老牛基金会，在内蒙古草原生态修复、湿地保护等领域持续投入超过20年等，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是公众公司、普通机构和个人捐赠者难以企及的。
家族企业及创始家族做慈善的这种长期性，一方面是由于企业的持续经营使得其资金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家族对使命的执着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对于家族企业和创业家族参与公益慈善，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参与公益慈善？对于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和商业家族的持续发展，它能发挥哪些具体的作用？
从我们观察到的案例来看，参与公益慈善可以从多个角度助力家族企业顺利传承和家族的科学治理。
首先，家族企业传承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的持续经营与世代传承。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整个家族与企业都需要有长期主义价值观，以长远的视角、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家族和企业的发展。
家族参与公益慈善，可以助力企业和家族形成长期主义的治理结构和经营视角，帮助企业实现持续发展。2011年，曹德旺捐赠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占当时总股本的14.98%，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开创中国股权捐赠的先河。
截至2025年9月30日，经过为支持慈善项目（如耗资百亿的福耀科技大学）而进行的数次减持后，河仁基金会仍持有福耀玻璃约1.7亿股，占总股本的6.50%，是公司第四大股东。
曹德旺家族通过其控制的三益发展有限公司、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福耀玻璃15.89%的股份。河仁基金会作为重要的“一致行动人”，使得曹氏家族合计控制的股权超过22%。
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上市公司中，这一比例构成了相对稳固的控制权基础，使得企业能够按照创始家族的意愿来制定长期战略，实现持续发展。
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伴随着家族成员日益增多，维系整个家族的向心力会变得越发艰难。
而缺乏向心力的家族在涉及企业传承时，容易出现意见不统一，乃至内部争斗。
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超越商业利益的公益事业平台，引导整个家族以集体主义作为基础思维框架，对于团结家族成员、凝聚家族力量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在2012年将企业经营权交棒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后，便投身慈善事业，于2013年创立“和的慈善基金会”。
2017年，何享健宣布捐赠1亿美的集团股权设立慈善信托，实现了慈善信托与基金会双轨并行。在这个新的家族公益平台上，其一子二女均担任要职。
何享健曾明确表示，要将慈善“作为家族文化传承下去”，这使得创业家族在脱离了企业管理职责之后，其家族人员和能量得以在慈善事业中凝聚和传承。
用公益慈善作为家族跨越世代、凝聚人心的方法在西方商业家族早已通用。其中典型案例当属国人最为熟知的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其传承历经六代、已逾百年的秘诀便在于正确认知财富的价值，用家族财富造福社会。老约翰·洛克菲勒终其一生都向后代灌输一个理念，即“上帝给了我们金钱，我们只是财富的管家”，使得家族后代得以正确认识财富的意义，从而校准自己的行为，向家族理念靠拢。
尽管洛克菲勒家族早已不再主导具体企业的运行，而是转向了财富管理与风险投资，但家族人员的团结一致使得家族人心不散，家族文化持续发展。
最后，家族企业和商业家族的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整个社会给予的支持。
因此，两者的持续发展必然是以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作为基础。这就要求企业和家族都具备利他主义价值观，积极主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参与公益慈善正是这一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香港联泰集团创始家族目前已经传承六十年、延续四代。其创始人、集团主席陈守仁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就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在泉州、香港等地成立了“陈守仁基金会”，带领整个家族参与公益慈善。
在成立家族信托之后，规定每年股权收益的10%都直接进入家族慈善基金会，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家族后代在总结其家族与企业均能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时，把“良好的价值观传承”列在了首位。
除了有助于家族企业和商业家族践行长期主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对于当下最为紧迫的传承议题也有诸多助益。
▍其一是增加一代企业家和二代接班人的话题沟通。
中国家族企业大多诞生于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之中。一代企业家对于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数智化等议题较为陌生。但根据长江商学院的数据，二代接班人中超过九成都有海外学历，他们对于企业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会更为敏感。
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从项目选择到执行过程，都推动了两代人之间的话题讨论。
▍其二是增加企二代接班的方式。
在一些长江校友企业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一代企业家在将家中企业交接给二代接班人或职业经理人之后，自己投身于公益慈善，以新的方式服务企业、家族和社会；也看到了一些有多位二代的商业家族中，出现了由其中一位二代掌管家族公益慈善平台的案例。
在二代接班话题日趋热门的当下，参与公益慈善对于拓展商业家族的传承思路大有裨益。
家族企业和商业家族投身公益慈善对于家族、企业和社会是“多赢”选择。但正因为牵涉的面广，想要在实践中做好并不容易，其中涉及复杂的法律法规、社会传统、家族关系、商业考量等要素。在实践中，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战略，要将企业核心优势与社会痛点紧密结合，审慎选择投入领域。
家族企业或创业家族做公益，其最好的战略是找到能够集中家族意愿、资源和知识的几个特定社会问题，长期深耕。
这样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独特价值，另一方面也提醒家族和企业要时刻谨记自己的“根”在何处，要谨守主业，精益求精，避免分散投入和临时的公益行为。如福耀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深耕制造业，便聚焦于应用型科技人才的培养；晨光集团根植于教育领域，其资源与知识都集中于该领域，公益慈善行为也围绕这一领域展开。
其次是路径，要不断提升对家族和公益的理解，动态评估参与方式。
一般我们熟悉的企业和家族做慈善的方式是直接捐款、捐物，以及长期支持某个社会机构或其中某一个公益项目，但随着创业家族的逐渐成熟，对于家族企业和家族本身的资源禀赋、公益偏好和社会需求都会有更深的理解。
这时候，单一的捐赠或项目支持的短板就会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们难以满足创业家族和企业更为细致的公益偏好，另一方面也不便于创业家族和企业长期跟踪、评估公益投入的效果。
从目前已有的案例来看，越来越多的商业家族和家族企业选择成立慈善基金会或在家族信托中明确慈善投入作为长期的公益方式。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实体，需民政部门审批，门槛较高，但社会认知度高，法律法规更成熟，家族成员可直接担任理事进行控制；
慈善信托则是基于信托协议的法律安排，采用备案制，门槛相对较低，保密性更高，财产隔离更彻底，灵活性也更强。
家族企业和创业家族要根据自身情况加以选择。
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创业家族将企业的股权置于信托架构之下，规定其分红的一部分用于公益慈善。
这样一方面能确保企业股权不因为后代人员增多、婚变、意外等情形而分散，也能确保企业创始人和家族对于公益慈善的信念得以长期贯彻实施。如香港的李兆基家族就设立了信托，将名下企业股权都放入其中，规定分红的10%用于公益慈善。
除了成立家族基金会和在家族信托中作慈善支出的安排，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选择专业的基金会平台做长期的资助和效果追踪。
这些基金会通常与家族企业或家族办公室有长期的合作，双方有较深的信任，如巴菲特就曾经向盖茨基金会等多家机构捐赠了累计超过六百亿美元的股票。2006年，巴菲特甚至公开承诺，其99%的财产都会捐给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五家家族基金会。但由于盖茨离婚、巴菲特慈善规划变化等原因，巴菲特在2024年修改了遗嘱，规定他去世后将剩余财产转入新的慈善信托基金会，由其子女监督管理，不再向盖茨基金会捐赠。
目前中国的商业家族参与公益慈善的实践仍处于比较早期阶段，尤其要注意动态评估家族和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方式，探索最适合自身的公益道路。
第三是治理，要在“家族化”与“专业化”之间取得平衡。
商业家族和家族企业参与公益慈善，无论选择何种参与方式，其决策和执行都需要为家族成员和后代的参与提供充分的可能性，使其成为家族共同的、持续的事业——因此既要体现家族的意愿，又要确保运作专业、透明。
如果选择成立慈善基金会，一个理想的公益慈善理事会或决策委员会理应吸纳家族成员、外部专家、社会贤达等多元角色，既是互补，也是制衡。河仁慈善基金会的理事会中，就既有曹德旺家族成员，也有来自学术界、公益界的独立理事，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在决策团队之外，还应当聘请专业的执行团队，将家族的慈善理念转化为严谨、高效的项目运作，并主动向社会披露信息，建立公信力；如果选择与其他家族基金会或投行等机构合作，则需要在决策流程上确保家族成员的发言权、评估权与监督权。
最后是风控，要守住法律、财务与声誉“三条红线”。
其中，将慈善实体与家族企业进行有效的风险隔离至关重要。
基金会属于独立法律主体，慈善信托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独立财产，两者资产都不会因家族或企业的债务问题而被追索，是比较好的慈善路径选择。
为了确保慈善事业的持续进行，其资产需要保值增值，这就需要引入理解家族理念、熟悉慈善事业的专业投资机构。
目前中国商业家族参与公益慈善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要警惕各种机构或部分家族成员、企业管理人员将慈善异化为企业营销的工具，或出现“左手倒右手”的关联交易。
慈善的纯粹性是其生命线，任何可能引发公众质疑的行为都应严格禁止。
